兩度榮獲新聞獎「世界第一女記者」法拉奇繁華人生重現
奧里亞娜法拉奇（Oriana Fallaci，1929年6月29日－2006年9月15日）是一位義大利記者、作家，被譽為「世界第一女記者」和「文化奇蹟」。1950年任《晚郵報》駐外記者，1967年開始任【歐洲週刊】戰地記者，採訪過越南戰爭、印巴戰爭、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。她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，一次獲得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。
法拉奇在20世紀60年代、70年代和80年代採訪過許多國際聞名的政治家和名人，例如鄧小平、季辛吉、巴勒維、何梅尼、布蘭特、格達費、費里尼、阿拉法特、甘地、帕納古利斯、阮文紹、史恩康納萊、華勒沙等。她出版過多部作品，代表作有《風雲人物採訪記》、《給未出生孩子的信》、《印沙安拉》、《好萊塢的七宗罪》、《男子漢》等。退休後，她寫了一系列文章和書籍批評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，重新引起人們關注，也引發不少爭議。
法拉奇不凡的一生是在法西斯年代展開的，還在小女孩的時候，就過著游擊隊員的生活。戰時的經歷，以及與身為佛羅倫斯抵抗軍首領之一的父親間緊張關係，影響了她看待世界的角度。16歲的時候，法拉奇成為一名罪案記者，每天從早到晚不斷地奔波於醫院與警局。在她20歲生日的時候，她寄了篇文章給當時義大利最重要的雜誌【歐洲週刊】，並因此美夢成真：文章刊登於頭版，並且被雜誌聘用。在攝影師杜利歐帕羅提利（Duilio Pallottelli）陪伴下，她走訪各地報導不同的女性。在巴基斯坦的喀拉蚩（Karachi），她在旅館遇見了一位即將出嫁、卻從沒見過新郎的14歲小新娘，這對她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文化衝擊。法拉奇發現了一個不同於西方，由習俗、恐懼以及夢想組成的文化，並且藉由與自己如此迥異的一個個體，重新檢視了自己。幸運的是，她自己說，是身為一名義大利人、窮人、以及女性：因為身為一名女性「需要很大的勇氣，並且是個永遠沒有完結的挑戰，妳需要不斷地抗爭、並且不斷地思考。」
越戰那些年，對戰爭的報導引起了法拉奇的興趣。透過【歐洲週刊】上的系列報導，她選擇呈現自己所見，而非僅是單純地在越共或美國人之間選邊站。她發現了謊言與駭人聽聞的慘案，同時間也在其中發現了人性與英雄的光輝，在流血、痛苦以及死亡中心，挖掘出了真愛。1968年中，她離開越南， 同年十月二日，在墨西哥的一場示威遊行中，法拉奇受傷了：那是場有計劃的屠殺，警察開槍掃射群眾，數以百計的年輕人死亡，而法拉奇也被誤認死亡而扔在太平間，好在有位神父發現她尚存一絲氣息。
與死亡的近距接觸、以及沒有結果的愛情，並沒有讓法拉奇尋求一個安全的避風港。1973年八月，法拉奇遇見了希臘抵抗運動的詩人首領亞歷克斯帕納古利斯（Alexandros Panagoulis）。他們相遇在帕納古利斯出獄的那天，並且隨即陷入愛河、變得密不可分。帕納古利斯就像她一樣：崇尚自由、不受拘束、沒有黨派的包袱，並且對真相有著同樣的渴望。這段關係以甜蜜的愛情展開，緊接而來的就是痛苦。法拉奇流產了，她將這場事件寫成一本書《給未出生孩子的信》，讓她重新檢視記者與女人兩種身分該如何平衡，而那些對過去的懊悔以及為新聞所付出的熱情，則為接下來繼任的女性們，鋪平了一條踏實的道路，該書獲得了出版上的成功。
然而突然間，這般美好的生活在一夕間崩解。帕納古利斯在一場車禍謀殺中喪生。那些絕望、痛苦以及眼淚，都被寫進法拉奇的《男子漢》書裡，書中講述了她與帕納古利斯的關係，敘述彼此相知相識的甜蜜、再到失去彼此的痛苦與眼淚。法拉奇內心非常地煎熬、並且疲倦，但「生命中總有些時刻，沈默靜觀是一種罪惡，說出真相才是責任」，而她也知道避免逃避的唯一方法，就是重新站起來，即便是在這個她看起來越來越像地獄的世界。
在許多與世界上最有權勢男人的訪談中，最刺激並且最勇敢的一次，是針對伊朗什葉派領袖何梅尼的挑釁：法拉奇在他面前直接揭開了原應配戴的黑色面紗，等同在這個伊朗最有權勢的男人面前，直接給了權力一巴掌。
在這之後，法拉奇決定向報紙與雜誌說再見，她退休並且移居紐約，打算撰寫有關她與她家族的故事，在經歷這麼多場戰役之後，現在她要追尋的是內心的平和。但她是在欺騙自己，她所謂的平和，在2001年一夕間崩盤：911恐怖攻擊給全球帶來了震撼的衝擊，與此同時，法拉奇發現自己得了肺癌。生命即將走到盡頭，法拉奇決定重回義大利。
2006年9月15日，法拉奇在家鄉佛羅倫斯因肺癌去世。電影《繁華世紀：第一女記者法拉奇》以她的名言「永遠只寫真相」作結，讓人在這個偽新聞浮濫充斥的今天，對她更添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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