奧里亞娜法拉奇(Oriana Fallaci)曾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

兩度榮獲新聞獎「世界第一女記者」法拉奇繁華人生重現

奧里亞娜法拉奇(Oriana Fallaci,1929年6月29日-2006年9月15日)是一位義大利記者、作家,被譽為「世界第一女記者」和「文化奇蹟」。1950年任《晚郵報》駐外記者,1967年開始任【歐洲週刊】戰地記者,採訪過越南戰爭、印巴戰爭、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。她兩次獲得聖文森特新聞獎,一次獲得班卡瑞拉暢銷書作者獎。

法拉奇在20世紀60年代、70年代和80年代採訪過許多國際聞名的政治家和名人,例如鄧小平、季辛吉、巴勒維、何梅尼、布蘭特、格達費、費里尼、阿拉法特、甘地、帕納古利斯、阮文紹、史恩康納萊、華勒沙等。她出版過多部作品,代表作有《風雲人物採訪記》、《給未出生孩子的信》、《印沙安拉》、《好萊塢的七宗罪》、《男子漢》等。退休後,她寫了一系列文章和書籍批評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,重新引起人們關注,也引發不少爭議。

法拉奇不凡的一生是在法西斯年代展開的,還在小女孩的時候,就過著游擊隊員的生活。戰時的經歷,以及與身為佛羅倫斯抵抗軍首領之一的父親間緊張關係,影響了她看待世界的角度。16歲的時候,法拉奇成為一名罪案記者,每天從早到晚不斷地奔波於醫院與警局。在她20歲生日的時候,她寄了篇文章給當時義大利最重要的雜誌【歐洲週刊】,並因此美夢成真:文章刊登於頭版,並且被雜誌聘用。在攝影師杜利歐帕羅提利(Duilio Pallottelli)陪伴下,她走訪各地報導不同的女性。在巴基斯坦的喀拉蚩(Karachi),她在旅館遇見了一位即將出嫁、卻從沒見過新郎的14歲小新娘,這對她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文化衝擊。法拉奇發現了一個不同於西方,由習俗、恐懼以及夢想組成的文化,並且藉由與自己如此迥異的一個個體,重新檢視了自己。幸運的是,她自己說,是身為一名義大利人、窮人、以及女性:因為身為一名女性「需要很大的勇氣,並且是個永遠沒有完結的挑戰,妳需要不斷地抗爭、並且不斷地思考。」

越戰那些年,對戰爭的報導引起了法拉奇的興趣。透過【歐洲週刊】上的系列報導,她選擇呈現自己所見,而非僅是單純地在越共或美國人之間選邊站。她發現了謊言與駭人聽聞的慘案,同時間也在其中發現了人性與英雄的光輝,在流血、痛苦以及死亡中心,挖掘出了真愛。1968年中,她離開越南, 同年十月二日,在墨西哥的一場示威遊行中,法拉奇受傷了:那是場有計劃的屠殺,警察開槍掃射群眾,數以百計的年輕人死亡,而法拉奇也被誤認死亡而扔在太平間,好在有位神父發現她尚存一絲氣息。

與死亡的近距接觸、以及沒有結果的愛情,並沒有讓法拉奇尋求一個安全的避風港。1973年八月,法拉奇遇見了希臘抵抗運動的詩人首領亞歷克斯帕納古利斯(Alexandros Panagoulis)。他們相遇在帕納古利斯出獄的那天,並且隨即陷入愛河、變得密不可分。帕納古利斯就像她一樣:崇尚自由、不受拘束、沒有黨派的包袱,並且對真相有著同樣的渴望。這段關係以甜蜜的愛情展開,緊接而來的就是痛苦。法拉奇流產了,她將這場事件寫成一本書《給未出生孩子的信》,讓她重新檢視記者與女人兩種身分該如何平衡,而那些對過去的懊悔以及為新聞所付出的熱情,則為接下來繼任的女性們,鋪平了一條踏實的道路,該書獲得了出版上的成功。

然而突然間,這般美好的生活在一夕間崩解。帕納古利斯在一場車禍謀殺中喪生。那些絕望、痛苦以及眼淚,都被寫進法拉奇的《男子漢》書裡,書中講述了她與帕納古利斯的關係,敘述彼此相知相識的甜蜜、再到失去彼此的痛苦與眼淚。法拉奇內心非常地煎熬、並且疲倦,但「生命中總有些時刻,沈默靜觀是一種罪惡,說出真相才是責任」,而她也知道避免逃避的唯一方法,就是重新站起來,即便是在這個她看起來越來越像地獄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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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許多與世界上最有權勢男人的訪談中,最刺激並且最勇敢的一次,是針對伊朗什葉派領袖何梅尼的挑釁:法拉奇在他面前直接揭開了原應配戴的黑色面紗,等同在這個伊朗最有權勢的男人面前,直接給了權力一巴掌。

在這之後,法拉奇決定向報紙與雜誌說再見,她退休並且移居紐約,打算撰寫有關她與她家族的故事,在經歷這麼多場戰役之後,現在她要追尋的是內心的平和。但她是在欺騙自己,她所謂的平和,在2001年一夕間崩盤:911恐怖攻擊給全球帶來了震撼的衝擊,與此同時,法拉奇發現自己得了肺癌。生命即將走到盡頭,法拉奇決定重回義大利。

2006年9月15日,法拉奇在家鄉佛羅倫斯因肺癌去世。電影《繁華世紀:第一女記者法拉奇》以她的名言「永遠只寫真相」作結,讓人在這個偽新聞浮濫充斥的今天,對她更添敬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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